当代吴氏

标题: 中国乌克兰混血的第一代译制片配音艺术家吴静 [打印本页]

作者: 崇让堂 时间: 昨天 11:14
标题: 中国乌克兰混血的第一代译制片配音艺术家吴静
中国乌克兰混血的第一代译制片配音艺术家出生于哈尔滨的吴静

吴静（1930—1996），出生于哈尔滨，新中国第一代译制片配音演员、长影译制骨干，也是知名导演苏里的原配夫人。她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乌克兰裔，属于中乌混血，母亲所属族群，正是十月革命之后流亡至哈尔滨的白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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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静

要理解吴静一生所背负的特殊标签，先要厘清 “白俄” 这个历史概念。十月革命之后，反对布尔什维克苏维埃政权、以旧沙俄军官、贵族、哥萨克、保皇派为主体的流亡者被称为白俄，白俄内部派系混杂，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力量都曾加入白军阵营，但核心共性是反对苏维埃。很多白俄本身仇视苏联政权，不少人也是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的监控对象，并非天然的苏联线人。哈尔滨曾是远东最大的白俄侨民聚居地，民国至建国初期，这里的俄侨社群成分错综复杂：既有旧白匪残余、伪满时期为日特高课服务者，也有被欧美、苏联情报机关物色发展的人员；但更多只是面包师、医生、工匠等普通侨民。建国之初，国内公安保卫部门对这一群体实行区分管控，并非将所有白俄侨民一概视作特务，只是将其列为内控关注对象，重点核查历史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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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静

吴静的父亲是汉人，母亲是乌克兰人，吴静属于白俄家庭的第二代后裔。她生于哈尔滨白俄社群环境，却没有参与当年白俄的政治活动，仅仅是血缘上的后裔。1946 年，吴静考入东北军政大学，毕业后进入军大文工团。1948 年，她借调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参与新中国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的配音，成为新中国最早一批译制片女声配音者。1949 年，她与苏里成婚，之后正式调入东影（长影前身）译制片组，历任配音演员、翻译片组副组长、译制导演。

苏里，原名夏传尧，出生于安徽省当涂县，是中国的著名导演，曾经导演了《平原游击队》、《红孩子》、《刘三姐》、样板戏影片《奇袭白虎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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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静与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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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里导演的部分电影

五十年代是她艺术生涯的黄金期，恰逢中苏友好的蜜月阶段，长影大量引进苏联影片。吴静凭借俄语功底、细腻的台词表现力，先后为《卓娅》《攻克柏林》《列宁在 1918》《列宁在十月》《丹娘》等经典苏联影片担任主要配音，这些译制片深刻影响了一代中国观众。在那个年代，译配苏联电影是一项光荣的文化交流任务，她的工作得到充分肯定。

风云转变始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文艺被重新贴上 “修正主义” 标签，曾经备受推崇的苏联译制片，转而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到六十年代，特殊政治运动展开，两个标签叠加，让吴静成为重点审查对象：其一，她长期主配苏联影片，被批判宣扬苏修文艺、鼓吹 “人性论”；其二，她的乌克兰裔母亲、哈尔滨白俄出身的家庭背景，使专案组对她的境外亲属关系产生怀疑，反复要求她提交自传、交代俄侨社会关系，组织人员远赴哈尔滨外调核查历史线索。

这里需要厘清一个长久流传的误区：当年审查组的怀疑逻辑，是基于哈尔滨白俄社群复杂的历史风险背景，属于时代环境下的连带式怀疑；但**迄今为止，没有可靠档案史料能够证实吴静是克格勃情报人员**。从苏联情报招募的逻辑来看，吴静这类文艺界混血配音演员，本就不是克格勃理想的招募人选：她身份醒目、长期被我方保卫部门关注，岗位只接触电影脚本文艺素材，无法触及军工、边防等核心机密；克格勃招募线人，优先选择身份低调、能够接触核心情报、便于长期管控的人员，文艺译配岗位并不符合其需求。这一点，她和上译厂的邱岳峰处境相似，二人都是混血、长期译配苏联影片，都经历了同类审查冲击，但结局与档案定性有所区别：邱岳峰更早背负 “历史反革命” 结论，长期压抑直至 1980 年自杀；吴静并无正式的反革命定性，主要是运动中的批斗、停职、调离配音岗位，下放劳动改造。

持续多年的批斗、盘问、精神高压，给吴静埋下深重的心理创伤。她并没有在冲击发生时立刻发病，创伤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到七十年代末，年近五十的吴静确诊精神分裂症，属于迟发性的创伤爆发。此后十余年，丈夫苏里始终不离不弃，悉心照料患病的她。苏里本人是长影功勋导演，《平原游击队》《刘三姐》《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都出自他手，他在繁重的创作与厂务工作之余，陪伴、看护吴静，直至 1996 年吴静病逝。2005 年，苏里离世。

吴静的命运，是一代长影译制艺术家的缩影。和她同期很多译配演员，都因为曾经译制苏联影片而遭遇冲击；而混血与白俄家庭背景，放大了她承受的压力。她用声音塑造了银幕上一个个动人形象，见证了新中国译制片从无到有的开端；而她个人的坎坷际遇，也折射出那段特殊年代里，涉外背景文艺工作者的艰难处境。拨乱反正之后，当年施加在她身上的批判与审查冲击得到平反，她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配音艺术家的贡献，也重新被电影史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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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里与吴静

附：苏里去世时，崔永元为苏里写的悼文

送别——悼念敬爱的苏里导演

　2005年5月2日晚22时25分，著名的电影导演苏里在看完两集电视剧后，坐在家里沙发上仙逝了，享年88岁。

　　噩耗传来，亲人们无不心碎。一天以前，鹤发童颜的苏老还去菜市场买菜，还在餐后散步，和宿舍楼前的邻居同事们开着玩笑。依照自己的习惯，他在家里阳台的窗户上伸出鲜红的国旗和党旗。两面红旗还在随风飘扬着。每年的重大节日他总是这样。他的妻子刘淑彩还和他开玩笑，问他 “六·一”要不要挂，他说 “六·一”不一定，但是“七一”肯定是要挂的。

　　可惜的是，“五·一” 未完，“七·一”未到，苏老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当年，他就追随着红旗去的延安。打过鬼子，杀过汉奸，如果不是工作的需要，凭他的性格，是一定要在阵地上浴血奋战的。国家需要他的才华与天赋，他便与文艺结了缘。他当过演员，做过编剧，最得心应手的是导演。我们熟悉的电影《钢铁战士》就是根据他和武兆堤先生携手创作的歌剧《钢骨铁筋》改编的。他导演的《平原游击队》、《红孩子》、《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刘三姐》等都是名片。有多少人是唱着“准备好了么”、“幸福不会从天降”、“山歌好比春江水”长大的，有多少人羡慕“双枪李向阳”的胆魄，幻想着自己也该出生入死，有多少人爱慕着美丽的孔淑珍和英俊的高占武，对困苦的山村生活也充满了浪漫。

　　一部《刘三姐》更是红遍大江南北，当年它可以在香港和好莱坞打擂，创造了连映数十天至今无法突破的票房奇迹，也让影片的外景地阳朔一夜成名，那棵著名的大榕树每年还为当地创造着800万的收益。

　　没有多少人知道，那是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苏老帅率剧组每天吃着馒头夹腐乳拍出来的。那次，他烫伤了，躺在担架上指挥拍摄，一天还拿下60多个镜头。

　　他当过长影的副厂长，拍过那么多脍炙人口的影片，却始终谦逊、平易。坚守争吵在业务上的底线，2004年，他亲口对我讲，昨天夜里友梦见武兆堤了，他哽咽着，思念故友的真情溢于言表，听着无不动容。

　　他尊重每一个和他和做过的伙伴，谈《平原游击队》，他会说，可惜武兆堤不在了，谈《红孩子》，他说，应该采访时佑平，谈《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他说，这里面还有尹一青，谈《刘三姐》，他说，这可是乔羽的功劳。他把一切功名都推开，甘愿做长影厂一名退居二线的默默无闻的老头。

　　他对应得的尊重表现出的慌乱让人吃惊。2005年春节，广西南宁的杨春海夫妇以老影迷新朋友的身份请苏老去南国过冬，他们拿出自己宾馆最好的房间盛情款待，这是对偶象发自内心的情谊。苏老却总觉得受之有愧，天天嚷嚷着要换个小房间，要饭菜简单一些，要结束假期，回到长春。

　　我们知道他惦记着长春实际上是想着长影，大家都担心她回去以后训不到熟悉的气息，心烦意乱。杨春海真切地劝他，在住些天吧，再过几天，红彤彤的木棉花就要开了。

　　我感到南宁去看他，他很高兴，88岁的老人还在为我的身体担心，嘘寒问暖，我们一起去了海边，听他把我爱听的老电影传奇又讲了几遍。

　　我听到了他的担心，担心长影的辉煌从此不再有，我说，要不咱们抓紧拍《我们村里的年青人》第三集，让孔淑贞、高占武、七十三行、小翠、二狗都变成落后分子，让他们的后代和这些老顽固作斗争，他听后爽朗地大笑，神色却多少有些黯然。

　　有些被他一手栽培起来的演员不念旧情，大家都怕他不开心，他却看得很淡，说现在都很忙，正是干事的时候。

　　我知道，那时候，他面朝大海，真的是浮想联翩。

　　那天我离开南宁的时候，他一直送到机场，挥手之间，相互叮咛着保重，没想到那阳光灿烂下的挥手竟是永别。

　　永别了，苏老，别忘了，在天堂再开一座电影院；别忘了，清理一下那些褪了色的胶片，别再和故交争吵；别忘了每周的“二泡”(每周二苏老要约老友们一起泡澡)。

　　活着，苏老经风历雨，始终挺直着身板。

　　走时，他坐如松柏，没给别人添什么麻烦。

　　苏老，一路走好！

　　崔永元

　　2005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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