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吴氏
标题: 吴汝纶：《天演论》序 [打印本页]
作者: 崇让堂 时间: 3 天前
标题: 吴汝纶：《天演论》序
吴汝纶：《天演论》序
《天演论》 序
严子几道，既译英人赫胥黎所著《天演论》以示汝纶，曰：“为我序之。”
天演者，西国格物家言也。其学以天择物竞二义综万汇之本原，考动植之蕃耗。言治者取焉，因物变递嬗，深研乎质力取散之几，推极乎古今万国盛衰兴坏之由，而大归以任天为治。赫胥氏起而尽变故说，以为天下不可独任，要贵以人持天。以人持天，必穷极乎天赋之能，使人治日即乎新，而后其国永存，而种族赖以不坠。是之谓与天争胜。而人之争天而胜天者，又皆天事之所苞。是故天行人治，同归天演。是为书奥赜纵横，博涉乎希腊、竺乾、斯多噶、婆罗门、释迦诸学，审同析异而取其衷，吾国之所创闻也。凡赫胥氏之道具如此，斯以信美矣。
抑汝纶之深有取于是书，则又以严子之雄于文，以为赫胥氏之指趣得严子乃益明。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凡吾圣贤之教，上者道胜而文至，其次道稍卑矣，而文犹足以久。独文之不足，斯其道不能以徒存。六艺尚已，晚周以来，诸子各自名家，其文多可喜，其大要有集录之书，有自著之言。集录者，篇各为义，不相统贯，原于《诗》、《书》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干，枝叶扶疏，原于《易》、《春秋》者也。
汉之士争以撰著相高，其尤者，太史公书继《春秋》而作。人治已著；扬子《太玄》拟《易》为之，天行以阐。是皆所为一干而枝叶扶疏也。及唐中叶，而韩退之氏出，源本《诗》、《书》，一变而为集录之体，宋以来宗之。是故汉氏多撰著之编，唐宋多集录之文，其大略也。集录既多，而向之所为撰著之体，不复多见。间一有之，其文采不足以自发，知言者摈焉弗列也。独近世所传西人书，率皆一干而众枝，有合于汉氏之撰著。又惜吾国之译言者，大抵弇陋不文，不足传载其义。夫撰著之与集录，其体虽变，其要于文之能工，一而已。
今议者谓西人之学，多吾所未闻，欲瀹民智，莫善于译书。吾则以谓今西书之流入吾国，适当吾文学靡敝之时，士大夫相矜尚以为学者，时文耳、公牍耳、说部耳。舍此三者，几无所为书。而是三者，固不足与于文学之事。今西书虽多新学，顾吾之士以其时文、公牍、说部之词译而传之，有识者方鄙夷而不之顾，民智之瀹何由？此无他，文不足焉故也。
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往者释氏之入中国，中学未衰也，能者笔受，前后相望，顾其自为一类，不与中国同。今赫胥氏之道，未知释氏何如，然欲侪其书于太史氏、扬氏之列，吾知其难也；即欲侪之唐宋作者，吾亦知其难也。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然则文顾不重耶？
抑严子之译是书，不惟自传其文而已。盖谓赫胥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卫其种族之说，其义富，其辞危，使读焉者怵然知变，于国论殆有助乎？是旨也，予又惑焉。凡为书，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而后其效明。今学者方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而严子乃欲进之以可久之词，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吾惧其舛驰而不相入也。虽然，严子之意盖将有待也。待而得其人，则吾民之智瀹矣。是又赫胥氏以人治归天演之一义也欤？
光绪戊戌孟夏桐城吴汝纶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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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汝纶
清代桐城派作家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近代著名教育家兼作家）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应严复之邀，为其译作《天演论》撰写的序言。吴汝纶时任保定莲池书院主讲，该序旨在阐释译作思想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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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演论》是清末严复翻译的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及其他有关著作）。吴汝纶为该书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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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系统论述《天演论》“天行人治同归天演”的核心理念，强调“以人持天”“与天争胜”的进化思想，并调和孟荀人性论主张。吴汝纶推崇严复译文兼具先秦诸子文风与原著精髓，提出“易其辞而仍其体”的翻译原则，通过辨析“集录之体”与“自著之言”探讨译著文体定位。序言还主张西学著作应保持异质性以维护古文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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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演论》序的译文
《天演论》序
作者：吴汝纶
翻译西方学术书籍以传授给中国人，从明末利玛窦、徐光启开始，至今已有数百年。然而，那些书的内容大多论述数学、物理和制造方面的学问，它们在中国被视作奇技淫巧，士大夫们认为不值得学习。到了乾隆末年，西方的技艺逐渐传入中国，并且经过考证应用于实践，才证明了它们的实用性。从此以后，那些谈论西学的人，渐渐地在士大夫中间占有一席之地。但他们的主张大多只是以自强为目标，对于西方学术的深刻内涵和广泛用途，并没有真正了解。
赫胥黎先生是英国博物学家中首屈一指的人物，他撰写的《天演论》，探讨物种变化的原理，并推论到人类社会的兴衰治乱之原因及其变迁的规律。这本书的主旨在于强调“物竞天择”的道理，即万物在竞争中生存，而能够适应环境者则得以保存和发展。这种理论，与中国古代儒家所讲的“天命观”和“义理之学”有所不同，但它对于揭示宇宙间万事万物的生成变化之道，却有着独到的见解。
严几道先生精通中西学术，他翻译了这部《天演论》，文字流畅且意义深远。我读后深感其精妙之处，不禁为之叹服。虽然书中有些术语和概念可能难以被一般人理解，但只要反复研读，相信定能领悟其中的真谛。
我辈生于今日之世，国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和挑战。要想振兴中华，就必须借鉴和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而这部《天演论》正是我们了解西方学术思想的重要窗口之一。希望有志之士能够认真研读此书，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八月桐城吴汝纶序。
请注意，以上译文是对原文的大意进行转述，并非逐字逐句的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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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汝纶塑像（桐城中学内）
伯牙子期：严复与吴汝纶知音之交
东南网
2024-12-31 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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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严复欲将《群学肄言》译书稿寄予吴汝纶请求作序之时，才得知吴汝纶已于桐城家中去世，悲伤满怀，便在《群学肄言译余赘言》中写道：“惠施去而庄周亡质，伯牙死而钟期绝弦，自今以往，世复有能序吾书者乎？”感慨吴汝纶逝世后，这世间便少一知己，无人再为他的译书作序。严复比吴汝纶年龄小14岁，两人在1896年前后才开始有交往的文字记录，深交不过数年，严复却以伯牙与子期比附其与吴汝纶的友谊，此中缘由值得一探究竟。
据严璩《严复年谱》载，乙未（1895年），严译《天演论》未数月而脱稿，“桐城吴丈汝纶，时为保定莲池书院掌教，过津来访，读而奇之。为序，劝付剞劂行世”。此载与历史事实恐怕有所出入。1896年8月26日，吴汝纶在致严复信中说“尊译《天演论》，计已脱稿”，其后又述“所示外国格致家有所谓顺乎天演，则郅治终成。赫胥黎又谓不讲治功，则人道不立，此其资益于自治之治者”，这与《天演论》手稿中的“卮言六”和“卮言九”所阐述的观点大致相同。这说明了此时吴已知甚至是阅读过严译之《天演论》，但此时严复未完成全书的翻译，并不是年谱所载的“脱稿”。
吴汝纶之子吴闿生在整理乃父日记时有一按语：“男闿生谨案：先公与严又陵书，曰尊译《天演论》，名理络绎，笔势足穿九曲，而妙有抽刀断水之致，此海内奇作也。脱稿在迩，先睹为快。”亦可以证明吴汝纶只看过未完稿的《天演论》。所以，此时吴汝纶对严译《天演论》的评价主要是对书稿的简介，及其对严复文笔的赞赏，还未见其对书稿具体内容及严复本人的评价。
吴汝纶真正阅读过全译本《天演论》应该是半年之后的事情。1897年3月9日，吴汝纶给严复去信中写道：“吕临城（吕增祥）来，得惠书并大著《天演论》。”严复托其好友吕增祥将《天演论》送至吴处，吴汝纶阅毕对严复译书大加赞赏，说“虽刘先生之得荆州，不足为喻”，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保存，“大著恐无副本，临城前约敝处读毕，必以转寄。今临城无使来，递中往往有遗失，不敢率尔”。同时，吴汝纶还“比经手录副本，秘之枕中”，将《天演论》抄写至自己的日记当中，这个副本即后于1903年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吴京卿节本天演论》。
经过反复阅读，吴汝纶对《天演论》及严复极尽赞美之词：“盖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闳制，匪直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蒙，亦缘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也，钦佩何极！”他称赞严复“独执事博涉兼能，文章学问，奄有东西数万里之长，子云笔札之功，充国四夷之学，美具难并，钟于一手，求之往古，殆邈焉罕俦”，对于严复中西贯通更有敬佩之情，“鄙论西学以新为贵、中学以古为贵，此两者判若水火之不相入，其能熔中西为一冶者，独执事一人而已，其余皆偏至之诣也”。
这并不只是吴汝纶的逢“信”作戏之辞，而是其得天演之要义后由衷而发，信中论道：“抑执事之译此书，盖伤吾土之不竞，惧炎黄数千年之种族将遂无以自存而惕惕焉，欲进之以人治也。本执事忠愤所发，特借赫胥黎之书用为主文谲谏之资而已。”这段论述恰如其分地道出了严复翻译《天演论》意在唤醒国人救亡图存的初衷。在阅读了吴汝纶的信件之后，严复感到了一种难得的知音相遇的喜悦。
故我们可从1897年11月9日严复给吴汝纶的回信中，窥探两人因《天演论》建立起来的感情。一般认为严复此信重点是表达对吴汝纶帮其修改译稿并应允为《天演论》撰序的感激之情。但实际上，严复只在信中最后一段写道“许序《天演论》，感极”。信中更多的是与吴汝纶分享其人生哲理以及对时局的看法。
信中开篇有两段，一段是“谓复于论说大著左碑之辞有非实者，一曰虚奖，二曰妄叹，三曰过言；谓之过言可也，谓之虚与妄则大不可；过言或出于愚，虚妄则涉于欺，此所以断断乎不敢闻命也。平生其耻为欺，于言行践履则力求其实，于学问则力讨其真”。此时的严复因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政文，及翻译《天演论》在维新圈子的流传，已颇有名气，由此也招致世人的评论是非，但严复最反感的是“虚奖”和“妄叹”这两类欺骗的言论。
第二段严复则列举了“小儿为祖父做传志”的例子，“如绘先容，辄喜作关伟丈夫，如坊中所卖天官赐福者，其仪貌固利俗目而称美矣，而如非吾祖父之真面目何哉？”严复用两段的篇幅表述了自己的立场，不喜欢口是心非的阿谀奉承，而是求真求实的态度。由此观之，吴汝纶来信中的赞美之词建立在深得天演要义和严译天演之初衷的基础上，故严复回信中才有了对其见“信”倾心的表达：一是倾诉了其对甲午战争后列强环伺中国的悲愤之心，“复每念此言，尝中夜起而大哭，嗟乎！谁其知之，姑为先生发此愤悱而已”。二是倾诉了其觅得知音的心声，回信以“伏惟惠子知我”结尾，并表示“执笔儿不知所作何字，脑气陡发，词意跅驰，虽然，却露本真”。两人以后便真诚相待，至此严复已然将吴汝纶视为知音挚友。
更值得一提的是，吴汝纶不仅是“知”严复者，更是“爱”严复者。时人议论严复，称其是“能坐言而不能起行者也”，吴汝纶听闻后，“仆尝挫而折之，曰：天下有集中西之长，而不能当大事者乎？往年严公多病。颇以病废事，近则霍然良已，身强学富识闳，救时之首选也”，为严复辩护，使得“议者相悦以解”。
八国联军入侵天津，严复不得已离开天津。为此，吴汝纶极力为严复筹划安身之处，“廉郎所以仰烦者，固在报馆主笔，尤欲得大才译英美要册奇书，以为有此一事，足以维持报馆……其意如此，能否俯就，专望见教。兹附去报馆章程”，推荐后者前去报馆译书。
至此，可见两者的交往：严复融通中西而作《天演论》，为伯牙之精通音律；吴汝纶得“天演”之要义，更知严译《天演论》之初衷而为其作序，为子期之善于欣赏，《天演论》可谓是两者的“高山流水”。
其实，严复与吴汝纶的友情不仅是伯牙与子期的被欣赏与欣赏，还有两人相互欣赏的志同道合，更有吴汝纶对严复的帮助和支持。
鲁迅曾这样评价《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众所周知，严复在古文法上很大程度受桐城派的影响，其中又以吴汝纶帮助最大。1896年至1903年期间，严复均将自己的译稿寄予吴汝纶求教，“不妄往者每译脱稿，即以示桐城吴先生”。故，严复所译之书文辞雅洁、结构谨严，讲究言之有物、言之有序，多有桐城派风格。
不仅是文法的影响，吴汝纶还对严复的翻译给出了很多具体的意见。比如译作的命篇立名，吴汝纶认为“卮言既成滥语，悬疏又袭释氏，皆似非所谓能树立不因循者之所为”，并且“下走前钞福（副）本，篇各妄撰一名，今缀录书尾，用备来择”，为严复提供了篇名建议。有学者比对了《吴京卿节本天演论》、南开本《天演论》中吴拟小标题和严复朱笔更改的标题，严复在上卷十八节中采用了十七节，下卷十七节采用了十一节。再如翻译体例，吴汝纶自谦“不通西文，不敢意定”，但指出“独中国诸书，无可仿效耳”，原因是“欧洲文字与吾国绝殊，译之似宜别创体制，如六朝人之译佛书，其体全是特创，今不但不宜袭用中文，并亦不宜袭用佛书”，建议可以“彼书固自有体制，或易其辞而仍其体，似亦可也”。
同时，严复翻译思想“信达雅”亦受吴汝纶的影响。吴汝纶在写给严复的信中说道：“执事若自为一书，则可纵意驰骋；若以译赫氏之书为名，则篇中所引古书古事，皆宜以元书所称西方者为当，似不必改用中国人语。”他认为翻译以“信”为第一要义。严复闻之，在回信中写道：“拙译《天演论》近已删改就绪，共参引己说多者，皆削后案而张皇之……凡此皆受先生之赐矣。”在翻译《原富》时，严复受“行文欲求尔雅，有不可阑入之字，改窜则失真，因仍则伤洁，此诚难事”之困，吴汝纶回信：“与其伤洁，毋宁失真。凡琐屑不足道之事，不记何伤。”
正是吴汝纶不吝赐教，严复称吴汝纶“老眼无茬，一读即窥深处，盖不独斧落徽引，受裨益于文字间也”，“故书成必求其读，读已必求其序”；而吴汝纶也希望严复“近有新著，仍愿惠读”。
透过吴汝纶对《天演论》和严复的欣赏，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两人对新学的热衷，目的是以新学唤醒国人，两者的友谊也变得日久弥坚。吴汝纶认为“观今日时势，必以西学为刻不可缓之事”。因此，严复对旧学深厚又乐闻新知的吴汝纶甚为尊敬，称“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湘阴郭侍郎以后，吴京卿一人而已”，将他与郭嵩焘相提并论。
就如严复信中所言，他与吴汝纶的交往是“夙因”，是“命定”，是时局所造。在晚清民族危亡、国家将倾之际，有一知己好友相互吐露心声，互为支撑，才能在茫茫黑夜中迸发出思想的光芒，发出民族希望的微光。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附：
严复《天演论》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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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名学家穆勒约翰有言:“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言语文字者不能也”。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深喻笃信，而叹其说之无以易也。岂徒言语文字之散者而已，即至大义微言，古之人殚毕生之精力以从事于一学，当其有得，藏之一心则为理，动之口舌、著之简策则为词，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载焉以传之故。呜呼，岂偶然哉!
自后人读古人之书而未尝为古人之学，则于古人所得以为理者，已有切肤精抚之异矣;又况历时久远，简牍沿讹。声音代变，则通暇难明;风俗殊尚，则事亦参差。夫如是，则虽有故训疏义之勤，而于古人诏示来学之旨愈益晦矣，故曰:读古书难。虽然，彼所以托焉而传之理，固自若也。使其理诚精，其事诚信，则年代国俗无以隔之，是故不传于兹，或见于彼，事不相谋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
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较之觇毕为学者万万有加焉。此真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也。
今夫《六艺》之于中国也，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者尔。而仲尼之于《六艺》也，《易》、《春秋》最严。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至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其言若诏之矣。二者即物穷理之最要涂术也，而后人不知广而用之者，未尝事其事，则亦未尝咨其术而矣。
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傅会扬己之言也，吾将试举其灼然不诬者以质天下。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而合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动之例三，其一曰:“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动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谓旷古之虑也，自其例出而后天学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则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后二百年，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此岂可悉谓之偶合也耶!虽然，由斯之说，必谓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谓其学皆得于东来，则又不关事实、适用自蔽之说也。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则犹之不学无术未化之民而已。祖父虽圣，何救子孙之童昏也哉!
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此可与知者道，难与不知者言也。风气渐通，士知俨陋为耻，西学之事，问涂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怡然辖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讨论国闻申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尔“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夏日如年，聊为移译。有以多符空言、无裨实政相稽者，则固不佞所不恤也。
光绪丙申重九严复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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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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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 左一
严复《天演论》原文部分内容
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增长相雄，各据一抔壤土，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上有鸟兽之践啄，下有虫蚁之啮伤，憔悴孤虚，旋生旋灭，菀枯顷刻，莫可究详。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事炽燃，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偏有留遗，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于何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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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演论》内页
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原著英文首版于1894 年（基于 1893 年演讲整理成书）。赫胥黎的原著 Evolution and Ethics 篇幅较短，但通常与另一篇论文 Prolegomena 一起出版。若仅指核心篇章，字数较少；若参考某些包含详细注释或双语对照的版本，英文原版相关内容的字数标注约为 46.9万字（英语单词）。1894年底，严复开始翻译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名为《天演论》，全文汉字12万多字。1895 年春完成。经多年修订后，于1897年12月至1898年2月连载发表，吴汝纶于1898年初为之作序，1898年4月22日，《天演论》正式出版。
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戊戌变法，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改革措施包括废除八股、兴办新式学堂、发展工商业等。同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宣布“训政”，囚禁光绪，逮捕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并于9月28日（八月十三）在北京菜市口处死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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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崇让堂 时间: 3 天前
《天演论》吴汝纶序 白话文翻译
严复（字几道），把英国人赫胥黎写的《天演论》翻译完成之后，拿给我吴汝纶，说：“请你替我写一篇序言。”
所谓天演，就是西方研究自然科学的学者的学说。这套学说用 “自然选择”“生存竞争” 两个核心概念，总括世间万物的本源，考察动植物繁衍兴盛与衰败消亡的道理。研究社会治理的人借鉴这套理论，顺着万物演化更迭的规律，深入探究物质与力量聚散消长的契机，推究从古到今世界各国兴盛、衰败、灭亡的缘由，大体主张听凭自然来治理世间。
赫胥黎却推翻了这套旧说法，认为人世间不能一味听任自然，可贵的是依靠人的力量来驾驭自然。依靠人的力量驾驭自然，就要充分发挥人天生具备的能力，让人类的社会治理一天天革新进步，这样国家才能长久存续，民族才不至于覆灭。这就叫作和自然抗争、战胜自然。可人类抗争并且战胜自然的种种行为，本身又都包含在自然演化的范畴之内。所以自然运行、人为治理，最终都归属于天演这套道理。
这本书义理深奥、内容广博，广泛涉及古希腊、古印度、斯多葛学派、婆罗门教、释迦牟尼佛学等各家学问，辨析各家的异同，取各家学说的中正恰当之处，这是我们国内从来没有见过的新知。赫胥黎的学说大体就是这样，确实可信又精妙。
不过我十分看重这本书，还因为严复文笔雄健，赫胥黎的思想主旨，靠着严复的翻译才更加明晰。我国翻译西方书籍以来，没有谁能比得上严复。
大抵我们古代圣贤的教化，最高一等的，道理完备而且文采精妙；次一等的，道理水平稍逊，可文采依旧足以让著作流传久远。唯独文采不行的，它的思想道理就没法单独流传下来。
六经已经是上古的典籍。战国末年以来，诸子百家各自成一家学说，他们的文章大多很出色，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汇编辑录的著作，每一篇各讲一个道理，前后没有统一贯通的主线，这源自《诗经》《尚书》；另一类是个人独立著述，确立一个核心主旨，再铺展出丰富的分支论述，这源自《周易》《春秋》。
汉代读书人争相以著书立说互较高下，其中最杰出的，司马迁的《史记》承袭《春秋》而作，把人间世事治理讲得十分透彻；扬雄的《太玄》模仿《周易》写成，阐发自然天道运行的规律。这些都是确立一个核心主旨，再铺展丰富论述的独立著作。
到唐代中期，韩愈出现，取法《诗经》《尚书》，文风转变为汇编类的文集体例，宋代以后文人都尊崇这种体例。所以汉代多个人独立撰著的典籍，唐宋多汇编类的文集，大致情况就是如此。汇编类的作品越来越多，从前那种独立著书的体例就很少见到了。就算偶尔出现，文采也不足以彰显自身，懂文章的人就把它舍弃，不把它算作合格著作。
反观近代传来的西方书籍，大多都是确立一个核心主旨，再延伸众多分支论述，和汉代独立著书的体例相合。可惜国内翻译西书的人，大多学识浅陋、不讲究文采，没有办法完整传递书中的思想义理。
独立著书和汇编文集，体例虽有变化，但关键都在于文字要写得精妙，这点是一致的。
如今议论的人说西方的学问很多是我们从前没听过的，想要开启民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翻译书籍。可我认为，现在西方书籍传入我国，恰好遇上我们本国文学衰败凋敝的时候。士大夫拿来夸耀、当作学问的，不过是科举八股文章、官府公文、小说杂书这三类。除了这三样，几乎没有像样的著作。而这三类东西，本来就谈不上真正的文学。
现在西书里面虽有大量新学问，但我国读书人用八股、公文、小说的文笔去翻译传播，有见识的人只会鄙夷不屑，根本不愿看，又怎么能开启民众的智慧？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文字水平跟不上罢了。有严复这样文笔的人，才配谈翻译书籍。
从前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我们本土的学术还没有衰败，有才能的人笔录翻译，前后人才不断。但翻译出来的佛经自成一类文体，和中国本土文风并不相合。如今赫胥黎的学说，不知道和佛学相比高下如何；但想要把这本书抬到司马迁、扬雄著作的高度，我知道很难；就算要和唐宋名家的著作并列，我也知道很难。
经过严复的笔墨润色翻译，这本书的水准几乎可以和战国诸子的著作比肩。这么看来，文章难道不重要吗？
况且严复翻译这本书，不只是施展自己的文才而已。他看重赫胥黎依靠人力驾驭自然，靠人为治理守护民族的这套学说，书中内涵丰厚，言辞警醒，读了的人会心生警惕，懂得顺应时势变革，对国家的时局议论或许会有帮助。
可对这个用意，我又心存疑惑。一本书，一定要和当时读书人的学识风气相契合，才能产生实际效果。现在读书人把八股、公文、小说当作学问，严复却要拿可以传世、能和战国诸子比肩的著作呈现给他们，我担心两者格格不入，无法被世人接纳。
虽说如此，严复的用意，大概是在等待能读懂它的人。等到遇上那样的人，我国民众的智慧就能得到开启。这不也正是赫胥黎把人为治理归属于天演的一层道理吗？
光绪戊戌孟夏桐城吴汝纶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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