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吴氏
标题: 张敏：吴王余昩墓的发现及其意义 - 复活了宜侯夨簋 [打印本页]
作者: 崇让堂 时间: 2026-3-6 18:49
标题: 张敏：吴王余昩墓的发现及其意义 - 复活了宜侯夨簋
张敏：吴王余昩墓的发现及其意义 - 复活了宜侯夨簋
吴王余味墓的发现，是江苏近年来考古工作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本文拟据此并结合大港至谏壁一带的两周墓葬，对吴国史上几个重要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宜侯夨簋之宜与丹徒
宜侯夨簋，1954年在丹徒县北山之东的烟墩山出土，其铭长120余字，图(以下用A代)字凡五见。
1 历年来专家学者对此字多有考证，郭沫若、唐兰、陈梦家、黄盛璋、刘启益等皆释“宜”。其地望或说在今丹徒附近;
2 或说在东南地区;
3 或说为国名;
4 并有人认为其地在陕西境内之散国附近;
5 或说宜即宜阳。
陈邦福先生释“俎”，可能是洛邑边鄙几百里之间的一个地名。岑仲勉先生释“胙”，即是周公且后裔的胙国，谭戒甫则释“祖”，地望约在彭城东北淮夷西北一带地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丹徒，始见于《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即《春秋》云朱方也”。《南徐州记》云:“秦时以其地有天子气，使赭衣徒三千人，凿京岘南坑，以败其势，故名为丹徒，”《吴录地理》云:“朱方，后名谷阳，秦望气者云其地有天子气，始皇使赭衣徒三千人，凿京岘南坑败其势，故云丹徒”，《吴地记》云:“朱方，秦改曰丹徒，”《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等书有类似记载。据此可知，丹徒一带春秋属吴，日朱方，战国时属楚，日谷阳，秦时改日丹徒，汉时设县，仍名丹徒。汉及以后的丹徒县，约在今丹徒镇一带。《路史·国名纪》云:“润之丹徒东二十地日朱方”，那么，古朱方约在今大港至谏壁之南。
宜侯夨簋的出土，对于研究西周时期丹徒的地望提供了可靠的文字依据。宜侯夨墓位于朱方之北鄙。当属吴墓无疑。夨簋作器的年代，有成、康、昭、穆之说，从铭文内容来看，以康王说为妥。与之同出的有鼎、鬲、簋、盘、牺尊、兕觥、兵器、车马器等青铜器，以及原始青瓷豆等，通过与周围遗址和江南土墩墓出土遗物的比较，皆属西周早期，1985年发掘的其随葬墓即烟墩山二号墓亦证实了这一点。宜侯夨墓中除夨簋外，余均为吴国铸造的有着浓郁地方特色的青铜器，而与之情形完全相同的有烟墩山以西较之年代稍晚的荞麦山西周墓。宜侯夨簋为中原或关中铸器，前贤多有论述，荞麦山西周墓所出伯簋为中原铸器，肖梦龙君亦有专文论及。不难设想，在西周之初，以吴国的军事实力去中原或关中征伐而掠其宝器似乎是不可能的; 夨由虞改封至宜，被封者仅携一二簋南下亦是不近情理的。
有理由认为，夨簋与伯簋一样，皆应为周天子对吴的赏赐之物或吴君去接受册封时所铸之宝器。
吴自太伯至夫差，都邑曾数迁。《世本·居篇》云:“孰哉居藩篱，孰姑徙勾吴，诸樊徒于吴”，《史记正义》云:“寿梦卒，诸樊南徒吴”，《越绝书·吴地传》:“阖庐之时，......徙治胥山”，故夨簋铭曰:“迁侯于宜”，当指吴国都邑的迁徙，即从虞徙治宜。可见丹徒一带西周时曰宜，郭沫若与唐兰先生所云极是。至于为何称宜，郭、唐皆未备详说，大概是根据出土地点来推测的。
由于民族和地域的原因，当时偏踞长江下游的吴人与中原人在语言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孟子·滕文公》称楚人为“南蛮鸪舌之人”，《说苑·善说》记载楚鄂君子晰听不懂《越人歌》，而《吕氏春秋·知化》云:“夫吴与越也，......习俗同，语言通，”可见吴人的语言是很复杂难懂的。《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勾吴”曰:“勾音钩，吴言勾者，夷语之发声”。所谓发声，用现代音韵学来解释，就是复声母。中原人的语言以单音节字为主，听了带复声母的语言便有多音节之感，于是在记载吴国人名时多采取音译，这样不仅出现了一些在字面上无法理解的人名，以及一些异译的人名。
同样，对吴国地名的记载，亦是采取音译，如吴国青铜器上自名为工、攻敌、攻吴等，而河南固始县侯古堆一号墓出土的宋国青铜簋上则为勾，勾攻为双声字，故史书上所见勾吴亦当为攻（吾攵）、工戲的异译。《史记·吴太伯世家》云:“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世本·居篇》宋衷注:“勾吴，太伯始所居地名，”《吴越春秋·吴太伯传》云:“太伯起城，名曰故吴，”勾故亦双声，可见吴国的国都与国号相同。
与商都数迁皆称毫，楚都数迁皆称郢一样，吴都数迁亦称为攻（吾攵）。同勾吴和故吴为攻吴的音转一样，宜、朱方、谷阳和丹徒，也同样为攻（吾攵）的音转。
宜，夨簋铭文作，当释为俎。《说文》:“且，荐也，从几，足有二横，一，其下地也，”“俎，从半，肉在且上，”铭中八字，正是两块肉置于且上之形。唐兰先生认为该字“在后世伪作宜字”，于省吾先生谓古文字宜与俎并作，并言“该字即宜的初文，容庚先生认为俎宜可同训为肴，郭沫若先生认为宜有肴义，安适义，祭祀以祈战胜之义等，而俎的本义即且上陈肉以为祭祀。俎，侧吕切，庄母语韵，上古为庄母，语属鱼部，而上古音中，攻为见母，（吾攵）属鱼部韵，故俎与攻敌疾读声近韵同。朱方，方即邦，《诗·常武》中有“省此徐土”、“震惊徐方”和“灌征徐国”，方与土、国同义，可见朱方之方犹徐方之方也。
朱，章俱切，照母虞韵，上古为庄母，虞属鱼部，与俎音同。谷，古禄切，见母，上古亦为见母，阳，与章切，阳韵，上古属阳部，鱼阳阴阳对转，谷阳与攻散疾读声同韵转。丹，都寒切，端母，上古亦为端母，徒，同都切，模韵，上古属鱼部，端母与见母为旁钮，丹徒与攻疾读声近韵同。正是由于吴方言与楚方言及中原关中一带的方言有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勾吴、俎、朱、谷阳和丹徒，实为不同时期不同国别的人对攻（吾攵）、工、攻吴的不同音译，而在这些译名中亦同样可见明显的方言差异。吴人作攻（吾攵），含一弱化的闭音节鼻声韵尾，楚人作谷阳，含一强化的闭音节鼻声韵尾，吴楚同处长江流域，方言有相近之处，中原人作勾（吾攵）、勾吴、俎、朱、丹徒，多为开音节字，可见南方人读作阳声的字，北方人则作阴声。故《淮南子·谬称训》云:“夫差曰:‘夷声阳’”，是也。
据《世本·居篇》和《史记正义》记载，吴王诸樊时曾“南徙吴”，诸樊向南迁徙，其都当指今高淳县固城湖东的固城。固城，亦为春秋吴邑，攻吴疾读即如固，其残墙断垣今犹可见。《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吴王余祭三年)，记吴封齐庆封于朱方。昭公四年(吴王余昧六年)“楚子以诸侯伐吴，......使屈申围朱方，八月甲申，克之，执齐庆封而尽灭其族”，是年冬，“吴伐楚，入棘、栎、麻，以报朱方之役”，可见吴很快又收复朱方。昭公十三年(吴王余昧十五年)，楚人“围固城”，“城而居之”，《滕公庙碑》亦云:“楚灵王与吴战，吴军不利，遂陷此城，......宫殿烟焰，逾月不灭”，故吴王余昧迁都实属无奈，由于其两年后去世并葬于今丹徒县的北山，可知吴退出固城之后即迁往朱方。至于春秋时期吴都频繁迁徙的原因，显然与吴楚战事有关。
丹徒一带西周时曰俎(宜)，夨簋铭文中明确记载了夨由虞迁至俎，可知西周前期俎曾为吴国的都邑。《诗地理考》引《世本·居篇》云:“孰姑徒丹徒勾吴”，故寿梦之时的丹徒一带也有可能作为吴都。吴王余味墓的发现，更为春秋晚期朱方一度为吴国都邑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正如唐兰先生所指出的，宜侯夨簋的发现，复活了古书上所记载的这一部分吴国史料;那么可以说，吴王余昧墓的发现，则复活了宜侯夨簋。
图片
远处的山峦 北山之顶 余昧墓的所在地
二、大港至谏壁一带吴国墓葬试析
大港至谏壁一带的吴国墓葬，先后经过清理发掘的有烟墩山一号墓(即夨侯墓)，二号墓，磨盘墩墓，荞麦山墓，北山顶墓，粮山一号墓，二号墓，王家山墓，青龙西山墓，遭破坏的墓葬最重要的有青龙东山墓和墩上墓。青龙东山墓是1958年开山取石时被炸毁，青铜器残片到处可见，据云有一件青铜鼎从山顶滚到山下，直径逾40厘米;墩上墓“文革”期间被农人挖掘，卖到废品收购站的青铜器达200余斤，据云有一鼎形体甚大，有一壶有盖，盖上有鸟形捉手。因此，丹徒县的大港至谏壁一带应为一处十分重要的吴国贵族墓地。(见《丹徒县北山顶春秋墓》图一)
综观这些墓葬，似有如下特征:
1，墓地中，时代最早的为烟墩山一二号墓，约相当于康王时期;稍晚有荞麦山墓，约相当于昭王时期;两周之际有磨盘墩墓;春秋时期的有北山顶墓，青龙西山墓，粮山一、二号墓，王家山墓。这一墓地中，愈向东时代愈早，愈向西时代愈晚，可以认为，这些吴国墓葬，大致是沿圈山至谏壁的沿江山脉，由东而西排葬的。
2，墓葬多营建在山的顶部，一山一墓，背山面江，并有高大的封土堆。其中荞麦山墓的封土高4.6米，北山顶墓的封土高5.5米，青龙西山墓的封土高达6米，3墓封土的底径均达30米以上。烟墩山二号墓亦有封土，那么烟墩山一号墓原应有封土，在一号墓之北有一近代烽火台，推测是就近取土将墓葬封土挖去所致。
3，墓葬大多有墓坑。可以明确有墓坑的有烟墩山一号墓、磨盘墩墓、北山顶墓、青龙西山墓、粮山二号墓和王家山墓。烟墩山一号墓残坑深0.44米，磨盘墩墓坑深1.36米，北山顶墓坑深1.45米，而青龙西山墓、粮山二号墓和王家山墓坑深均达5米以上。与宁镇地区常见的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平地起封，没有明显墓穴的土墩墓有别。
4，所有墓葬皆一墩一墓。北山顶墓中墓道与南北祭台上虽各有一附葬人，然属人殉和人祭;青龙西山墓的墓道中附葬有一男一女，然亦属人殉。与宁镇地区土墩墓一墩多墓的葬式有着明显的差异。
5，随葬品皆以青铜器为主。烟墩山二号墓随葬品虽以陶器和原始青瓷器为主，然其一号墓的随葬墓，墓主的身份大致与北山顶墓和青龙西山墓中的殉葬人相当。这一墓地中，葬地的海拔高度与墓主的身份大致成正比，即葬地越高，青铜器的比例越大，青铜礼器的数量亦越多。其中身份最高的当推烟墩山一号墓，荞麦山墓，北山顶墓和青龙西山墓。北山顶墓主为吴王余味，不赘述。青龙西山墓仅见报导，资料尚未正式发表，姑且不论。需要讨论的是烟墩山一号墓和荞麦山墓。
烟墩山一号墓除对出土遗物作过两次报导之外，发掘报告至今未正式发表。近年来通过对《江苏省丹徒县出铜器的古墓清理简报》和墓葬发掘者以及夨簋的发现者多方核实2，以及对发掘现场的多次调查，可以确认原墓葬和两个所谓陪葬墓实为一墓，而真正的陪葬墓是二号墓。一号墓出土的青铜礼器有5鼎1鬲2簋，此外还有酒器、水器、兵器和车马器等。由于墓中随葬的夨簋和其它吴国青铜器、原始青瓷器等，皆为西周早期的遗物，正如李学勤先生指出的:“过去曾怀疑年代甚晚的特点，......其实是地域性的表现。”可以认为，墓主即俎侯夨，亦即攻侯夨。唐兰先生考夨为周章，实乃灼见。周章为仲雍四世孙，其祖日季简，父日叔达，太伯、仲雍、季简、叔达，皆当为周人自名，而周章，极有可能是吴人对夨的音译，周人自名夨，而吴人读若周章，辗转至太史公记为周章。夨，阻力切，庄母职韵，上古为庄母职部韵，周，职流切，照母，上古为庄母，章，诸良切，阳韵，上古属阳部韵，职阳旁对转，夨与周章疾读声同韵转。而夨为入声韵，章为阳声韵，亦可见吴方言与中原方言的差异之一斑。
《史记·吴太伯世家》云:“是时武王克股，求太伯仲雍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列为诸侯。”夨簋铭中所记，正是周天子对吴改封的内容，它包括授器、授土、授民三部分内容。与此可资比较的材料见之于《尚书·文侯之命》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据周章受天子之封，其时之隆重，可以想见，俎若为区区小国，何能得此殊荣。前文所云，俎即攻敌，夨即周章，周章为太伯仲雍之后，簋铭所云，与之身份亦相符。因而烟墩山一号墓墓主当为吴国第五代国君周章。
荞麦山墓随葬青铜礼器有2鼎1鬲2簋，此外还有酒器、兵器、车马器等。其中双鸟耳方座簋有铭文5字:“白乍宝障彝”，又称作伯簋。与之可作比较的有长安花园村十七号墓出土的堆叔簋，伯簋方座上为两凤鸟相对，堆叔簋方座上为四凤鸟两两相对，余完全相同。李学勤先生定堆叔(後)簋为昭王器，极是，故伯及墓葬的年代亦可由此确定。与荞麦山墓时代相当而关系又十分密切的有陕西宝鸡市茹象庄一、二号墓，一号墓主为渔伯，二号墓主为强伯之妻井姬。茹家庄墓与烟墩山墓和荞麦山墓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烟墩山一号墓随葬两件青铜牺尊，伯夫妇墓亦随葬青铜象尊和羊尊;荞麦山墓随葬青铜鸳鸯形尊，殖伯夫妇墓亦随葬鸟形尊，烟墩山墓、荞麦山墓和磨盘墩墓中随葬青铜器外，皆随葬有原始青瓷豆，豆的形制不外乎两种，一是圆唇欽口，一是平窄沿敞口，其用途是否有异，目前尚不能确知。值得注意的是伯夫妇墓中亦随葬原始青瓷豆，其器形恰恰是这两种，这在陕西一带的西周墓中实属罕见，豆上的弦纹和附加堆纹亦与吴国墓葬中随葬的原始青瓷豆完全相同。可见强伯与吴有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因而推测强伯之当为弓鱼，亦即攻（吾攵）。弓攻皆为见母，鱼（吾攵）皆鱼部韵，弓鱼与攻敌古音同。在南方作攻敌，到了北方作遒，应为南北方言差异所致，亦可视为文字对语言的迁就。《史记·吴太伯世家》云:“武王......乃封周章弟虞仲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處仲。”烟墩山一号墓墓主为周章，伯墓的时代较之略晚，因而骑伯墓墓主极有可能为周章之弟虞仲或虞仲之子。其随葬的青铜器不仅有的与烟墩山墓、荞麦山墓相似，原始背瓷豆显然是由吴改封至虞而不远千里携带至此的吴国器物。由于虞仲的一支在此活动过，同时也留下了一些与吴有关的地名，如宝鸡的虞山等，故有些学者有太伯西奔之说，显然系虞仲始封地在歧下周原之西的误夺。《左传》僖公五年:“晋侯假道伐號，......冬十又二月灭虢，师还，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腰秦穆姬”， (弓鱼)伯之妻为井姬，虞公之大夫为井伯，可见虞井关系十分密切，亦可为强伯之强即處的旁证。《史记集解》引贾速日:“虞在晋南，虢在虞南”，此时之虞在晋南虢北，应为虞仲后世迁徙所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曾对虞国都城山西省平陆县张店镇古城址作过调查，其时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可见山西平陆之虞非虞仲初封之虞。伯墓中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有作渔伯、(弓鱼)伯、(弓鱼)伯者，然亦有省作伯者，如方鼎(M1乙:15:“白询乍旅蹲彝”，簋(M1乙:5):“白乍彝”，因此荞麦山墓所出伯毁之白，并非伯仲之伯，当为某伯之省。其墓在吴地，因而只可能为吴伯之省。与烟墩山一号墓一样，其墓主亦当为吴国国君。由于其葬地与烟墩山相近，墓葬年代亦相近，且墓主的身份为伯，因此推测墓主可能为周章之子熊遂。
烟墩山一号墓墓主称侯，而荞麦山墓墓主称伯，在西周时期同一国的青铜器上对君主的称谓互异是累见不鲜的。郭沫若先生认为“公侯伯子男皆古国君主之通称，”杨树达先生曾列举数十器加以排比，亦认为“知铭文国君之名称不但与春秋歧异而已，即在彝铭本身，虽同一国君，彼此互异者仍至伙”，可见侯伯皆可为吴国国君的称谓。
強伯墓中随葬5鼎4簋，与之身份基本相符。而烟墩山一号墓随葬5鼎1鬲2簋，荞麦山墓随葬2鼎1鬲2簋，显然吴国的用鼎制度与中原关中一带不同。正如俞伟超先生所指出的:“象安徽屯溪墓这种西周遗存和六合程桥墓、广东越人墓等东周遗存，属于吴越文化系统，用鼎制度同周人有别，需另外考察。”北山顶墓由于早年被盗，其随葬鼎的数量已无法确知，可资比较的有河南固始县侯古堆一号墓即勾敌夫人墓，随葬9鼎，因而估计西周时期吴君墓葬中随葬的鼎簋之数往往不足，而春秋时期的吴王墓葬中又有僭越。以往囿于“三礼”的记载，而用周人的用鼎制度来解释吴国墓葬和确定墓主身份的研究方法，看来不一定妥当。至于吴国的用鼎制度，还有待于考古材料的不断发现和重新研究。
三、吴国社会形态初探
有关吴国的社会形态，笔者在《关于吴文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已做论述，@在此根据大港至谏壁一线吴国贵族墓葬对原说再作些补充。这一带的吴国墓地，可分为东西两区。东区为烟墩山一、二号墓、荞麦山墓和磨盘墩墓，时代为西周至春秋之初;西区为北山顶墓，青龙西山墓，粮山一、二号墓和王家山墓，时代皆为春秋晚期。
东区的烟墩山一号墓墓主为吴君周章，荞麦山墓墓主可能为吴君熊遂，磨盘墩墓墓主虽不及周章和熊遂，然亦当为吴国显贵。三墓皆未经盗掘，随葬品主要为青铜礼器、酒器、水器、兵器、车马器，以及印纹陶器和原始青瓷器等。除烟墩山二号墓作为一号墓的陪葬墓之外，三座墓皆无人殉。
西区墓葬的随葬品大约同于东区墓葬，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差异。主要为:
1.规模更大。北山顶墓、青龙西山墓和粮山二号墓等都营建在海拔70米以上的高山之巅，封土堆高大，墓坑加深，甚至出现凿石为坑。
2.除墓室之外，出现长条形墓道、北山顶墓道长约6米，青龙西山墓道长约13米。依《周礼·家人》所云，此墓道当名隧道，为天子之制。可见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吴国在墓葬形制上也出现了僭越现象。
3。随葬品中出现了乐器和军乐器。北山顶墓出土了成套的编钟和编磐，青龙西山墓也发现随葬编磐。北山顶墓和王家山墓还出土了青铜于、丁宁和悬鼓、桴等成组成套的军乐器。
4。尤其令人瞩目的是西区墓葬中普遍出现人殉人祭。北山顶墓有人殉一，人祭二;青龙西山墓有人殉二;粮山二号墓有人殉一。青龙西山墓和粮山二号墓还殉有马性。东西两区的墓葬代表了吴国历史上的两个时期，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两个时期的社会形态。
吴国的建立，始于“太伯仲雍之奔荆蛮”，即吴国国家是由于周人的南下而产生的。然这一时期吴国的社会形态，至今还处在一个朦胧的认识阶段。周初，“是时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列为诸侯”，此时吴已成周的诸侯国。中原从商代开始已进入奴隶制社会的鼎盛阶段。那么偏隅江南的吴国在西周时期是否也进入了发达的奴隶制社会呢?从墓葬材料来看，还不尽然。尽管东区墓葬中随葬有较多的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甚至还有海贝，然无一座墓有人殉。从随葬器物来分析，吴国的统治者和上层贵族拥有大量的财富，且拥有武装。但这只能说明吴国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统治者加紧了对吴国人民的剥削并逐步强化了国家机器和逐渐向发达的奴隶制社会过渡。可见西周至春秋之初，吴国尚处在不发达的奴隶制社会。
春秋中期以后，吴国随着军事力量的强大，在林立的诸侯国中迅速崛起。寿梦之时，“吴始伐楚、伐巢、伐徐，......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于上国”。西区墓葬中随葬的大量青铜兵器、成组成套的军乐器和普遍以生人为殉，表明此时吴国已成为一个强大的带有军事性的奴隶制国家。东西两区的墓葬恰恰反映了吴国社会形态进展的两个阶段的典型特征。
与中原相比较，当中原普遍使用人殉人祭的时候，在吴国的大型墓葬中还看不到一点人殉的痕迹;当吴国刚刚兴起并普遍在墓葬中使用人殉人祭时，中原的殉人制度业已衰微。与吴国邻境国家相比较，春秋晚期，吴国北面的鲁国从“初税亩”到“三分公室”、“四分公室”，吴国西面的楚国实行“量入修赋”，说明与吴国邻境的国家封建生产关系已逐步形成。可以这样认为，吴国社会形态的进展，不仅远远落后于中原，同时也落后于其邻境国家。
由于吴王余味墓的发现，籍此可以考定丹徒一带曾为吴国的都邑。进而对其附近的两周墓葬进行分析之后，认为烟墩山一号墓墓主应为吴君周章，荞麦山墓墓主可能为吴君熊遂。那么在周章熊遂之时，丹従一带就是吴国都邑所在。《越绝书·吴地传》云:阖庐之时，“徒治胥山”，那么至少在余味之后，阖闾之前，丹徒一带又一次作为吴国的都邑。这对于研究吴国都邑的迁徙，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线索。而大港至谏壁一带的吴国大型墓葬，又为探讨吴国的社会形态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佐证。因而吴王余味墓的发现，对于今后吴文化和吴国史的研究，无疑增添了令人瞩目的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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